中国的信史靠谱吗？ 本是野史的第一信史《史记》
中国人，尤其是不看史书的那些，特别钟爱信史。不是考古人士常说的那个指有考古物证可以佐证的历史时期的“信史“，他们喜欢讲的信史是指可信的历史著作。这当然是一种粗糙的说辞，到底怎样才算可信呢？中国又有正史一说，所谓历代朝廷所订，采用纪传体的史书即为正史。
在正史之外，又有各门各类其他史书，比如同样采用纪传体但不是官方选定的，那就只能叫别史，在别史之外，则还有野史、杂史等等等等。古人对这些史书的分类本是按实用来考虑的，并没说这些史书那种可信哪种不可信，可到这些年，或许因为有个“正”字，许多人开始一厢情愿的认为，正史才是信史。
（二十四史成为正史的关键，就在于“钦定”二字）
那么既然体例是不是纪传体并不是一本史书能否称之为正史的关键，关键又在何处呢？自然只剩官方编订这一点了。于是事情就变成了，只有官方编订的史书才是信史，其他都不是……更有如央视春晚女导演的丈夫，所谓著名学者何新先生，直接跑出来说西方无信史，因为他连一本西方官方修订的史书都没见过！全都是私人写！
毕竟像加洛林王朝修订的《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以及丕平的叔叔为了给丕平篡位解释，从而指使人撰写的《弗利德伽编年史》第二续集之类，大都不为西方人所认可，知道的中国人就更少了，著名大学者自然也是不会知道的。
（这部《王室法兰克年代记》现在也能买到原始的拉丁文版本，只不过会看的人实在不多。）
于是，中华古文化的爱好者们激动了原来只有我天朝上国才有信史，西方那些蛮子连信史都没，尽是私人胡言乱语！何其自豪，何其骄傲，西方人何其难堪！
不过……
本是野史的第一信史《史记》
一扯信史，十个人中大概有八个以上会提起《史记》。不错，《史记》名列二十四史之首，确实是中国的第一部正史。然而这个“正史”的来历可没那么正谨。《史记》并非是大汉朝廷官方编著或认可的史书，而是到汉朝灭亡了N多年后，到清乾隆确定二十四史的时候才正式成为官方选定史书，从而跻身正史行列。
从著者身份来说，司马迁做上了太史令，是个官，可千万不要望文生义，以为太史令是官方的史书编写员。秦汉太史令的第一职责是天文历法，后汉书曰“掌天时、星历”；第二职责是记录皇朝事件文书，比如某些文件上传到中央朝廷，太史令要先抄写备份，这可和写史书可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传说中发明这地动仪的张衡也任职太史令，他还改进了浑天仪，由此可知汉朝太史令的职责为何）
司马迁著书是司马一家两代的愿景，要修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奇书，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弥留之际，还嘱咐司马迁“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史记·太史公自序》），既然是“吾所欲”，那么显然，编著这部史书，并不是汉武帝或其他西汉皇帝的旨意，也不是汉朝廷的惯例，只是司马谈自己的心愿而已。
以某些国人的观点，不是官方史书，那就是野史了，所以《史记》在其诞生的时候，也只不过是一部私人修订的野史，甚至汉武帝可能完全不知道这么一部史书的存在。这一点来说，《史记》倒是和古希腊史学家们的私修史书如希罗多德《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等属于同一类。
（电视剧里汉武帝被史记气吐血，而历史上，直到汉武帝曾孙当皇帝时，司马迁后人才把史记公开出来）
《史记》中的怪力乱神和脑补
许多中国人为了自豪感，对国外一些学术行为望文生义，将国外对《荷马史诗》、《圣经》的历史研究故意理解为西方把《荷马史诗》和《圣经》当史书，以此巩固自己西方无信史的怨念。
可惜能持有这等念想的人不可能了解现代历史学研究《荷马史诗》、《圣经》，以期从古代文学中抽取历史片段佐证某些历史事件的目的，甚至连古代史书都不会去阅读，毕竟就在古希腊历史学者修昔底德笔下，就骂过这些写唱史诗的诗人“他们所关心的不在于说出事情的真相而在于引起听众的兴趣，他们的可靠性是经不起检查的；他们的题材，由于时间的遥远，迷失于不可信的神话境界中”（《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但是回过头来，以《史记》为首的中华信史们就那么严肃认真吗？
作为一本私修史书，司马迁连汉武帝的丑事都揭了，应该不太可能去无脑吹捧死了好久的刘邦，可就在《史记·高祖本纪》中，刘邦的出生情况是“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於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看看，刘邦的母亲在野外睡着了，结果和一条蛟龙交配生下了刘邦，这和《荷马史诗》中宙斯变鹅和勒达交欢最后生下祸国殃民的美女海伦怎么看都是同一个模板出来的。
可见怪力乱神方面，中国的第一信史并没给出什么好的答卷。那说《史记》脑补又是为何呢？
（史记里的刘邦神话中另一个倒霉鬼白蛇，莫名其妙就被斩了）
田文既死，公叔为相，尚魏公主，而害吴起。公叔之仆曰：“起易去也。”公叔曰：“柰何？”其仆曰：“吴起为人节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与武侯言曰：‘夫吴起贤人也，而侯之国小，又与彊秦壤界，臣窃恐起之无留心也。武侯即曰：‘柰何？君因谓武侯曰：‘试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则必受之。无留心则必辞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吴起而与归，即令公主怒而轻君。吴起见公主之贱君也，则必辞。”於是吴起见公主之贱魏相，果辞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吴起惧得罪，遂去，即之楚。
这一段大意是说公叔做了相爷后，他的仆人向他进言如何迫害吴起的事情。可想而知，这种迫害朝中大将的阴谋肯定不是开着宫门让大家一起讨论的，必须得闭上门悄悄商量，参与者也只有公叔和他的仆人两人，不让其他人在场。那么，问题来了这段对话又是如何被隔了三四百年的司马迁知道的呢？若是阴谋败露也就罢了，可文中偏偏说了阴谋得逞吴起被害的跑路了，这种情况下的密室对话还能被司马迁知道，就实在是匪夷所思了。
当然这不是司马迁才有的问题，西方史学家质疑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重要一点，就是修昔底德即便参加了这场战争，但也不可能参与了其中每一次战斗，那么修昔底德笔下各种或激情或睿智的战前宣言之类都是打哪知道的？西方学界普遍看法就是修昔底德自己脑补了不少。
（魏王：屏退又咋滴，司马迁还不是会知道）
显然，司马迁笔下各路阴谋众多，密室谈话比比皆是，脑补也一点不比人少。
矛盾重重的官修史书
仅仅有点怪力乱神，有点脑补，出于古人局限性考虑，也不是不可以理解。不过那部分不看史书又爱谈历史的中国人笃信官修史书就是真实，私人修史都是胡扯，这就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两本官修史书内容打架了怎么办？这种事其实不少见，我们就不说《史记》和《汉书》的矛盾什么的了，毕竟史记不是官修的。
来瞅瞅同为二十四史的《梁书》和《魏书》中，前些年被传的很神的白袍将军陈庆之吧。在《梁书》中，抛开陈将军一系列的以少胜多不谈，即使在守卫洛阳一战中失败了，也依然杀伤甚众，几乎要把敌人打跑了。而到了《魏书》中，这一仗陈庆之不过是“永安二年夏，遂入洛阳，车驾还讨，破走之。唯庆之一身走免，自余部众皆见俘执。”没有什么把敌军大杀特杀，反而是被敌人大破，丢下部署跑路了。
这种不同书之间的矛盾还算好说，可同一部书中，照样会有各种矛盾之处。《三国志》也在二十四史之列，是陈寿依照之前的官修史书《魏书》和《吴书》，加上他自己补充编订的蜀国部分而成。想来自己编订的话，应该不会有矛盾吧？这可不见得。大名鼎鼎的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这事，就在《三国志》中出现了三个版本：
首先是经典的斩马谡版本“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张邰所破。亮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戮谡以谢众。”见于《蜀书五诸葛亮传》。
然后是马谡死在大牢版“亮进无所据，退军还汉中。谡下狱物故，亮为之流涕。”见于《蜀书九董刘马陈董吕传》。
最后还有马谡跑路版本“（向）朗素与马谡善，谡逃亡，朗知情不举，亮恨之。”见《蜀书十一霍王向张杨费传》。
从《蜀书五》到《蜀书十一》，关于马谡最终命运这么一件事，就出现了三个说法，偏偏作者还是同一人。
（马谡：老子到底怎么死的？）
信史迷信，关键在官不在信
稍微翻看下这些古代史书，各种不着边际自然就会知道。现代学术界，也早就不讲究古代史书是不是信史云云，只讲究史料互相印证，否则《蒙古秘史》作为一本野史，又如何能成为早期蒙古族生活习俗这一课题研究的必读资料？
可就算不看书，官方写和个人写，又凭什么会因此产生可靠性的不同呢？个人会有好恶影响客观性，难道朝廷就不会隐瞒吹嘘么？这问题提出来，大概没人会想不明白，然而许多信史信徒却不假思索就接受了官史=信史的设定。
这是为什么？只能猜测，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冲刷后，人们产生了政府无所不能、从不犯错、绝无私利的幻想，更将之推广到一切皇帝、朝廷身上，个人是渺小、软弱、偏见的，朝廷是庞大、强力、正确的。于是任何涉及官民对比的情形，许多人都会下意识的反馈个人哪比得上朝廷啊！权力就是正确，对信史的狂热，一层层扒开之后，没有著作的研讨分析，没有史料的对比参照，只有对权力赤裸裸的五体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