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游侠、豪族与名士》
作者依据正史史料,借鉴陈寅恪、吕思勉、陈垣等史家的成果,以三国权力分配与变迁的真实剖面图,层层还原一个真实的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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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孙盛《异同杂语》记许劭评价曹操:“子(曹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后汉书·李膺传》记载李膺的儿子李瓒也称赞曹操“天下英雄无过曹操”。所谓“英雄”,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当时,刘劭在其《人物志》卷中,对“英雄”的定义是“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概而言之,英雄就是“文武茂异”的代称。《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孙盛《异同杂语》,对曹操的评价是“才武绝人”,即是“文武茂异”的另一种说法。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曹丕《典略·自叙》中说:“上(曹操)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年少)好学则思专,长(成年后)则善忘(懈怠学习),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孙盛《异同杂语》也说:“(曹操)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抄集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孙武十三篇》。”当然,曹操博览群书,喜爱兵法,这仅是他“才武”的一个方面,或者说是“才武”的基础,仅凭这些,还称不上真英雄。此后的政治军事实践,以及文学创作,使曹操的“才武”有了质的飞跃,使他成为当时的真“英雄”。
曹操出身于“赘阉遗丑”的大宦官家庭,最初并不是一个具有强大号召力的人物。他之所以能跻身以袁绍为首的政治集团,并成为仅次于袁绍的重要人物,又在反董战争中取得了东郡地盘,继而获得兖州刺史这样的高位,除了曹操“才武绝人”的气质外,一个主要原因是得到了袁绍的大力支持。当然,尽管曹操与袁绍具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毕竟是英雄惜英雄,然而,双雄之间,合作终归是暂时的,曹操与袁绍之间也存在着矛盾与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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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时代英雄中,袁绍具有强烈的政治野心,而曹操也同样具有这样的野心。《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袁绍与曹操起兵讨伐董卓时,袁绍问曹操: “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 ”曹操反问: “足下意以为何如? ”袁绍说: “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 ”曹操回答道: “吾任(依靠)天下之智力(有才智的人),以道(道义)御(驾驭)之,无所不可(无论在哪都能有胜无败)。 ”这段对话中,袁绍毫不隐讳地说出了自己的意图,即占据河北地区,再以此为根据地,渡河南下,最后夺取天下,统一全国。 这就是袁绍“南向以争天下”的战略。
后来,袁绍不但如此策划,也是按照这个既定战略逐步推进的。所以,当袁绍与董卓在京师洛阳决裂后,不投其他地区,而是直奔河北。在讨董战争后不久,袁绍即兼并了“民人殷盛,兵粮优足”的冀州,实现了这个战略的第一步。
就在袁绍开疆辟土的同时,曹操也拒绝了董卓的拉拢,“变易姓名,间行东归”,他没有返回家乡沛国的谯县,而是投奔兖州的陈留,在那里“散家财,合义兵”,继续投身于反董战争的行列。为什么曹操不去沛国,而是去陈留呢?按照当时的惯例,大姓豪族总是凭借在乡里的声望和号召力来招集武装力量。《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英雄记》记载,曹操就曾“还沛国,募召合众”,在家乡招募过军队。这次却违反惯例,投奔兖州的陈留,说明曹操与袁绍一样,也有自己的野心和战略设想,上面所引的曹操与袁绍的对话,就是很好的证明。只是曹操比较含蓄,没有将自己的设想公开,仅对袁绍说了一番应付性的空话而已。
在陈留,曹操依靠张邈和当地豪族的代表人物卫兹的援助,拉起了一支五千人的队伍。不久,汴水一战,这支队伍就被董卓的部将徐荣打败,卫兹战死,曹操也被“流矢所中”。《三国志·魏书·鲍勋传》注引《魏书》记载,汴水一战,曹操伤亡惨重,袁绍却乘机夺取了冀州,有了属于自己的根据地。鲍信对曹操说:“奸臣乘衅,荡覆王室,英雄奋节,天下响应者,义也。今绍为盟主,因权专利,将自生乱,是复有一卓也(另一个董卓)。若抑之,则力不能制,祗以遘难,又何能济?且可规大河之南,以待其变。”曹操听后“善之”。这是在曹操政治生涯最困难的时期,鲍信为曹操提出的建议。这个建议之所以能得到曹操的赞赏,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完全符合曹操的战略设想,或者说,符合曹操的政治野心。这就是曹操不去沛国,而投奔在河南担任陈留太守的张邈的原因。
这些说明,几乎在同一时间,袁绍和曹操分别形成了争霸天下的既定战略。袁绍的战略是“南向以争天下”,就是经营河北,南争天下;与袁绍相反,曹操则是“规大河以南以待其变”,即经营河南,以争天下。因此,当袁绍与曹操还没有占据河北与河南时,他们之间维持了一段相当长的和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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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吕布被 消灭后,曹操随即将军锋指向了袁术,要给已经奄奄一息的淮南集团最后一击。 其实早在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正面对付吕布的同时,不忘侧翼的安全,开始有计划地蚕食袁术的地盘——豫州。
当初,各州郡起兵讨伐董卓,陈王刘宠率军屯驻阳夏,自称辅汉大将军,也加入了反董行列。袁术向陈国要粮,被国相骆俊拒绝,袁术率兵攻打陈国,并派人诱杀了刘宠和骆俊,任命袁嗣为陈相。但袁术在陈国的统治很不牢固。《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说:“建安元年春正月,太祖(曹操)军临武平,袁术所置陈相袁嗣降。”陈国被曹操吞并。
袁术早有称帝的野心,《后汉书·袁术传》记载,汉献帝建安二年(公元197年),袁术就“因河内张炯符命,遂果僭号”,自称“仲家”,并以九江太守为淮南尹,作为京都最高行政长官,然后仿照东汉朝廷的官制,“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为了取得吕布的支持,袁术派人到徐州,“为子娉布女”。吕布却将袁术的使者送往许都,表示与曹操结盟的决心。于是,“术大怒,遣其将张勋、桥蕤攻布,大败而还”。曹操乘机东征袁术,“(袁)术闻大骇,即走度(渡)淮……术兵弱,大将死,众情离叛”。
袁术退守江淮,标志着其彻底放弃了豫州,退出了争霸中原的战争。而且当时江淮间旱灾严重,土地荒芜,百姓饥寒交迫,也预示着淮南集团开始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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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术败走后,曹操开始了夺取豫州的战争。 不久,又夺取了豫州第一大郡颍川。 在夺取豫州中,许褚起了关键作用。 《三国志·魏书·许褚传》说: “许褚字仲康,谯国(沛国)谯人也……汉末,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由是淮、汝、陈、梁间,闻皆畏惮之。 太祖(曹操)徇淮、汝,褚以众归太祖。 ”沛国、汝南、陈国、梁国都属豫州管辖。 许褚是沛国当地的豪族,也是一名游侠,与曹操是同乡,在抵御贼寇的斗争中,逐渐成为豫州当地一个实力强劲的领主。后来,许褚集团整建制地归附了曹操,成为曹操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在许褚归附的前后,即建安初年,豫州大部被曹操征服。
《后汉书·袁术传》记载汉献帝建安四年(公元199年),“(袁术)乃烧宫室,奔其部曲陈简、雷薄于灊山。复为简等所拒,遂大困穷,士卒散走”。不久,袁术打算去投奔青州的袁谭,曹操“使刘备征之,不得过,复走还寿春。六月,至江亭……因愤慨结病,呕血死”。不久,寿春、合肥也被曹操占据,成为抵御东吴的战略渡口。
《三国志·魏书·袁绍传》说:“是时袁绍既并公孙瓒,兼四州之地,众十余万,将进军攻许。”界桥一战,袁绍消灭了公孙瓒的主力,后来公孙瓒困守易京,穷迫自杀,幽州也置于袁绍的统治之下。不久,他又彻底占据了并州和青州,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割据领主。巩固了后方,袁绍便将矛头指向了曹操。
当时曹操的实力虽然略逊于袁绍,但已经据有兖、徐、豫三州,以及淮南一部(寿春),是当时仅次于袁绍的割据军阀。《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说:“秋八月,公(曹操)进军黎阳,使臧霸等入青州破齐、北海、东安,留于禁屯河上。九月,公还许,分兵守官渡。冬十一月,张绣率众降,封列侯。十二月,公军官渡。”就在官渡之战打响的前夕,在贾诩的斡旋下,张绣集团整建制地归附了曹操,这无疑增加了曹操集团的力量。
这样,当袁绍、曹操各自完成了后方的战略部署,双方之间的矛盾骤然升温,立刻“化玉帛为干戈”,开始了争霸北方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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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官渡之战,各个史料记载得很详细。 曹操与袁绍矛盾激化的过程,因为双方的矛盾不是一天形成的,而有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官渡之战只是这种矛盾最终爆发的表现。
其实从京师洛阳进行反宦官斗争开始,曹操对袁绍的某些看法与行为,就表现过异议。尽管这些史料记载不一定完全可信,但曹、袁之间存在矛盾,这是肯定的。由于当时的客观形势,袁、曹集团各自的利益,以及袁绍和曹操两人各自的打算,尤其重要的是,袁绍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号召力,曹操必须联合甚至依赖袁绍,才能谋求自身的发展,因此,这时双方的矛盾是隐伏的,不易为人们所察觉,“袁曹方睦”,或“袁曹一家”,成为当时袁、曹关系的主流。
曹操、袁绍之间矛盾的表面化,是从曹操取得兖州后开始的。前面提到,兖州这个战略要地,曹操企图完全据为己有,但是袁绍却将兖州视作自己的势力范围。袁绍一直企图通过完全控制曹操,进而控制兖州。当吕布夺取兖州、曹操陷入困境的时候,袁绍看出,这是控制曹操的大好时机。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说:“(袁)绍使人说太祖(曹操),欲连合。太祖新失兖州,军食尽,将许之。程昱止太祖,太祖从之。”又同书《程昱传》说:“太祖(曹操)与吕布战于濮阳,数不利。蝗虫起乃各引去。于是袁绍使人说太祖连和,欲使太祖迁家居邺。太祖新失兖州,军食尽,将许之。”程昱问曹操:“窃闻将军欲遣家,与袁绍连和,诚有之乎?”曹操曰:“然。”程昱接着说:“意者将军殆临事而惧,不然何虑之不深也!夫袁绍据燕、赵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济也。将军自度能为之下乎?将军以龙虎之威,可为韩(信)、彭(越)之事邪?今兖州虽残,尚有三城,能战之士,不下万人。以将军之神武,与文若(荀彧)、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业可成也。愿将军更虑之!”曹操随即打消了迁居邺城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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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明显,袁绍打算乘曹操失去兖州的时机,要挟曹操将家属迁居到邺城,表面上看是为了保护曹操,实际上是将其作为人质,借以达到完全控制曹操的目的,最终使曹操成为像韩信和彭越那样的部将,为自己打天下。 曹操对袁绍的企图应该是清楚的,但因处于事业的低谷期,打算同意袁绍的倡议。 但是在程昱的劝说下,曹操采取了“利用但不归附”的策略,即与袁绍联合行动,利用袁绍的力量打击吕布,从事态的发展看,曹操这个策略是成功的。 这是曹操、袁绍之间矛盾表面化的一个显著事例。 《文选》卷四四《为袁绍檄豫州》李善注引谢承《后汉书》说: “(曹)操得兖州,兵众强盛,内怀反(袁)绍意。 ”这段话表明,从矛盾的另一方来看,曹操也在力图摆脱袁绍的控制。
但是,曹操、袁绍矛盾表面化还不是矛盾的激化,两个集团矛盾的激化,是从曹操迎接汉献帝都许后开始的。《三国志·魏书·袁绍传》说:“(郭)图还说绍迎天子都邺,绍不从。会太祖(曹操)迎天子都许,收河南地,关中皆附。绍悔,欲令太祖徙天子都鄄城以自密近,太祖拒之。天子以绍为太尉,转为大将军,封邺侯,绍让侯不受。”袁绍战略上的失误,导致其失去了天子这面旗帜。曹操却抓住时机,将这面大旗牢牢抓在手中,袁绍自然怨恨曹操。
同传注引《献帝春秋》记载袁绍气愤地说道:“曹操当死数矣,我辄救存之,今乃备恩,挟天子以令我乎!”这表明袁绍对曹操脱离自己,已经显示出极其愤懑的心情。同时也表明,“挟天子”,对曹操来说,成为摆脱袁绍控制的借口,而且还可以借此反制袁绍。从这时起,袁绍、曹操之间矛盾开始激化,处于相互敌对的状态。
从友好到猜忌,再从猜忌到敌对,曹操、袁绍之间矛盾的表面化,是从曹操占据兖州之后开始的,终于因为“迎天子”事件被激化。最后通过官渡之战,双方的矛盾才彻底得以解决。当然,这是以一方的胜利而宣告结束的,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 本文完 -
以社会学、历史学综合视角观察三国时代的风云变幻,还原时代和人物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