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乐》未解之谜：寇准宰相之位是如何被刘太后搞掉的？
天禧四年春，真宗病得非常厉害。虽然有旨皇太子亲政，但仁宗这时候还只是个10岁的孩子，根本没有处理朝政、行使皇权的能力。因此，代理真宗行使皇权的，就只有刘皇后了。
真宗身体健康时，刘皇后就开始学习处理政事；真宗生病不久，刘娥渐渐“预政于内”；真宗病重后，“事多决于后”。刘皇后干政之初，自然会在重要岗位安插亲信：真宗藩邸旧人夏守恩被擢为殿前都虞候，“管勾殿前马步军都指挥使事”，刘美任侍卫马军都虞候。
刘娥专政，引起朝臣忧虑，真宗也担心刘娥手伸得太长，惹来众臣侧目而视。消息传到寇准耳中后，他便密奏真宗请太子监国，削弱刘皇后在朝堂的影响力。真宗听了这番话，“然之”。
得到真宗的肯定答复后，寇准立即暗中联络李迪、杨亿、曹玮、盛度、李遵勖等人准备大干一场。
可寇准把事情想得太过简单，轻视了刘皇后的力量。寇准是两朝重臣，在太宗朝就担任过知枢密院事和参知政事。进入真宗朝，他先后担任宰相和枢密使，大力促成真宗亲政，与辽签订澶渊之盟。
寇准这人有个毛病：为人过于刚直，每每喜怒形于色，因此不管是正人君子还是奸佞小人都不喜欢他。
当初寇准非常欣赏丁谓，早年间还曾向时任宰相的同年李沆力荐过。如今，两人同为执政大臣，本来可以和睦相处，哪知此一时、彼一时，寇准对丁谓促成真宗封禅之事早就反感至极，加上他胸少城府，索性对丁谓不再假以辞色。
封禅祀阴时，凡是怪力乱神之事，只要能令真宗开心的，佞人奸臣纷纷指为天降福瑞。丁谓也经常在真宗面前大谈天瑞，因其人爱鹤，所以每奏天瑞，便会说仙鹤飞翔。真宗也不傻，偶尔也会指出丁谓所讲天瑞中荒诞不经的地方，丁谓总是振振有词。真宗情知这是在吹捧自己，最后也“俯然许之”。
寇准对丁谓这种牵强附会迎合君心的行为深恶痛绝。他在知陕州时，一天出行坐在山亭休息，有几十只乌鸦从眼前“哑哑”叫着飞过。寇准突然笑着对左右僚属说道：“这情景如果让丁谓看见，一定又会说是‘玄鹤’飞舞了！”
回到朝中，丁谓任参知政事（副相)，寇准四处宣扬丁谓爱鹤是因为他是丁令威（《搜神记》中载有丁令威化鹤归辽一事)的后裔，戏称丁谓为“鹤相”。
如果只是背后揶揄，为丁谓取个绰号，还不至于把关系搞得太僵。当众令丁谓出丑，就彻底将人得罪了：丁谓进入执政集团后，对自己有荐举之恩的寇准一直恭敬有礼。一次，他们一起用工作餐，丁谓见“羹污准须”，便起身徐拂之。哪知寇准非但不领情，反而讥讽道：“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耶？”这就是“溜须”一词的出处。
丁谓替替寇准拂须，如果是出于至诚，寇准完全可以淡然一笑，即使是丁谓真的刻意逢迎，也没有必要当众羞辱、令他难堪。寇准这样行事，绝非成熟政治家应有的风度。事情被好事者添油加醋的传播后，丁谓“溜须”成为坊间笑柄。丁谓一不小心拍马屁结果拍到了马蹄上，当众闹了个大红脸，从此心底衔恨寇准。
不过公平地说，就在各地争言祥瑞，举国若狂之际，寇准也没能独善其身。他在判永兴军时曾上奏：“部内民稼，蝗伤之后，茎叶再茂，蝗多抱草死。”蝗虫啃食庄稼后，茎叶可能会再生，但蝗虫自抱草死就是在谬言了。寇准重新出山任宰相，既与王旦临终大力荐举有关，也是他上奏“天书”降于自己治内有关。寇准对外宣称自己“终年深隐养天机”，其实却是在等待机会重回权力中枢。等了许久不见动静，只好自己创造机会了。他瞧不起丁谓等佞臣阿谀奉承的举止，可他自己也依葫芦画瓢，重返朝堂。
就这样，寇准与丁谓明争暗斗，双方都希望利用皇权打击对方。刚直的寇准希望延续宋廷传统，消除外戚干政的可能，因此数次向真宗请求太子监国，取消刘皇后干政。“丁谓、钱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辅少主，愿择方正大臣为羽翼。”
也就在这一年，寇准利用自己的权力逼走了知制诰李谘，勒令他讨厌的大臣王嗣宗致仕。数月前，他的女婿给事中王曙改旧制，已被人非议寇准“专私而不忌”。
寇准向真宗进言，占得先机。丁谓转而依附刘皇后，与之结成政治同盟。支持太子监国，等于是拾寇准牙慧，最多是锦上添花之举，事后权力再分配，最好的结果也只是分杯残羹。真宗病重，随时可能驾崩，抱住佛脚不撒手不是最佳选择。真宗一死，太子继位，寇准清算，第一个倒霉的就是丁谓。于是，依附刘皇后就成了丁谓惟一的选择。
丁谓与钱惟演结亲，也是看重其与刘皇后兄长是姻亲。这种情况下，丁谓与刘皇后结成临时合作阵线，就毫不足奇了。另外，寇准与丁谓彻底决裂是他俩进入执政集团后的事情，与枢密使曹利用不睦则是由来已久。澶渊之盟时，曹利用作为谈判代表出使契丹，时任宰相的寇准曾威胁他，如果应允的岁币超过三十万就杀了他，吓得当时人微言轻的曹利用“股栗”。十年后，寇准入朝任枢密使时，曹利用任枢密副使，直接受寇准领导。宋代文臣一直瞧不起武夫，寇准也是如此。史载：“准素轻利用，议事有不合者，准辄曰：‘君一武夫尔，岂解此国家大体耶？’利用由是衔之。”曹利用即便真的只是一介粗鄙武夫，但寇准也不应该如此侮辱他。曹玮是寇准阵营的人，天禧四年正月任签枢密院事，同样是武夫，寇准却待他极好，可能是因为曹玮乃世家弟子——曹玮是太祖、太宗朝名将曹彬的后人。
同样是曹姓武人，寇准对他们的态度却截然不同，曹利用心里不满寇准也就顺理成章了。丁谓与寇准交恶，半年后，由参知政事转任枢密使，离开中书，与曹利用成了同事。二人走近、结成政治同盟，完全是拜寇准所赐。
另外，刘娥也与寇准有矛盾。当年，真宗准备立她为皇后时，寇准就“以为出于侧微不可”。刘娥坐上后位后，她的真前夫、假兄长刘美的宗人在四川飞扬跋扈、横行霸道“夺民盐井”。地方官奏章报上，真宗见是皇后姻亲，决定网开一面“欲赦其罪”。其他人对此并无意见，惟有寇准坚持原则，要求“付台勘”。真宗见寇准当众令他难堪，怒道：“卿要送台，但送下。”皇帝龙颜大怒，寇准这才惶恐退下。当时，丁谓和曹利用二目对视，急忙上前劝慰：“天旱不宜更起冤狱，中伤平人，请罢之。”真宗就坡下驴，悻悻道：“便罢，便罢！”事情最后不了了之，寇准却“重失皇后意”。二人之间本来就有龃龉，如此一来，更是雪上加霜。
天禧四年三月，就在朝堂暗流汹涌的紧要关头，担任首相的向敏中死在任上。寇准再度出山，也是向敏中大力举荐的结果。首相突然去世，真宗病重，刘皇后专权，政治天平开始向丁谓一方倾斜。
对此，刚直的寇准浑然不觉，他仍在按部就班做着准备工作。“处画已定”，一切准备就绪，寇准开始付诸行动。考虑到“凡诰命尽使（杨)亿为之”，决定先让杨亿写一篇绝妙好辞的文章，向专权的皇后、弄臣丁谓发难。杨亿担心走漏风声，只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屏退左右动笔，“至自起剪烛跋，中外无知者”。
寇准做事有条不紊，凡事讲程序，自以为得计，结果却因保密工作的疏忽，功亏一篑。不知什么原因，寇准的密谋被曹利用知道了。曹利用不敢耽搁，立刻入宫去见刘皇后。刘皇后正为如何对付寇准绞尽脑汁，曹利用的消息无疑是雪中送炭。很快，丁谓也知道了。他们立即展开反击，求见真宗，“力谮准，请罢准政事”。
太子监国本来是真宗同意了的，寇准只是具体执行人。可当着刘娥、丁谓的面，真宗无法打开窗户说亮话，惟有装糊涂。医学证明，患有脑血管疾病的人多遗忘，何况“贵人多忘事”。史书为尊者讳，只好含糊其辞这样记载：“上不记与（寇）准初有成言，诺其请！”
刘皇后做事与寇准不同，总是雷厉风行，口说无凭，白纸黑字为证，她立即请真宗下诏罢相。真宗本来想回头再与寇准商议对策，可刘娥、丁谓等人逼得紧，他只好命人传晏殊来草诏。也许真宗是真病糊涂了，也许他是在拖延时间：晏殊只是知制诰，根本无权涉及罢相这样的国家机密。
宋时，朝廷文书分为内外两制。统治者为限制相权，命翰林学士专掌“内命”，分割了中书制诏权。朝廷机要文书都由翰林学士起草，其他文诰诏命才由中书舍人（知制诰)负责撰制。当时，晏殊匆匆忙忙起来，一听要自己草拟罢寇准相的制书，吃了一惊，因为这根本不是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情。他连忙推辞：“臣掌外制，此非臣职也。”真宗毕竟是病人，召错人闹笑话的事情时常发生，刘娥也不便因此而动怒。晏殊不敢领旨，真宗只好派人去请翰林学士。恰好这天晚上值夜班的人是钱惟演。“须臾，惟演至，极论准专恣，请深责。”根据史书的记载分析，钱惟演事前应该知道一些情况，因此才会在这种时刻落井下石。
真宗退无可退，只好和几人商量：“当与何官？”钱惟演文章写得好，而且对礼制非常熟悉，见真宗发问，立即答道：“请用王钦若例，授准太子太保。”真宗斟酌再三道：“与太子太傅。”
西晋时始有“太子六傅”之职，分别为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宋时，太子太傅与太子太保都是从一品，多为宰执官员致仕后的虚衔，太子太师、太傅、太保为从一品，太子少师、少傅、少保从二品。太子太傅比太子太保名位仅高一格，真宗能注意到这些细节，显然心思缜密，可见之前的行为都是为了拖延时间。
见众人沉默不语，真宗继续说道：“更与加优礼。”于是，钱惟演只好为寇准“请封国公”，拿出袖中的“具员册”交给真宗，真宗挣扎着指了指其中的“莱”字，这就是寇准又被称为“寇莱公”的来历。
晏殊被误召后，由于不经意间知道了国家机密，主动在值班的地方睡了一晚，直到第二天罢寇准相的诏书宣布后才离开学士院。
根据史料记载，真宗有脑血管方面的疾病毋庸置疑。现代医学证明，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多发作于春冬时候，天气暖和后，病情又会缓解。因此真宗生病时，尤其是病情严重时，自然会考虑政权平稳与权力交接的国家大事。理智告诉真宗，必须对这些事要有所托付和交待，所以出现了刘皇后代理皇权、皇太子亲政的事情。可是他清醒时又后悔。权力是毒药，尤其是至高无上的皇权，即使是妻子、儿子也不得染指。
其实，真宗内心并不想真的把权力移交给儿子，刘娥代理他行使皇权也只是权宜之计。如果事情真的如寇准所愿，那么寇准在朝堂必定会一呼百应，成为架空仁宗的权臣。寇准虽然为人刚直，但真宗内心深处也在提防出现“政多出于宰辅”的情形。在寇准为首的太子党和丁谓为首的皇后党之间摇摆，也是出于政治平衡的考虑。不到死的那一天，真宗是绝对不会交出权力的。他在刘娥、丁谓群起攻击寇准的情况下就坡下驴，是为了保证事态朝着可控制的方向发展。稳定压倒一切，必要时牺牲寇准，真宗是明智的。
就这样，丁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干脆利落地罢免了寇准的宰相之位。之后，真宗拜李迪、丁谓为宰相，加曹利用同平章事，对待寇准“犹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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