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天子”的寇准，算得上“天下大忠”吗？

北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年），寇准因受宦官周怀政政变牵连，而被丁谓贬谪雷州（今广东省雷州市）。次年，真宗薨逝，仁宗继位，即天圣元年（1023年）。权倾一时的丁谓遭到群臣的弹劾，被贬谪崖州（今三亚市崖州区）任司户参军。途径雷州，寇准派人送上一头蒸熟的全羊在州境上迎接这位旧时的朋友与政敌，但绝不肯与之相见，且紧闭家门，待丁谓走远后才打开。同年，寇准病逝。

寇凖，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北宋政治家、诗人

后来，丁谓作为奸臣被写入《佞臣传》，寇准作为忠臣留名青史。然而在其中，我们会发现，即使寇准这样大忠无畏的人，他的大忠也不尽是无私的，他的无畏也不尽是正直的。在忠奸之间，时而大步流星，时而小心翼翼。

如此，寇准还能算得上天下大忠吗？

一

用八个字可以形容寇准的行事作风“任性自为、罔顾其他”。这一点从他在太宗朝任职时就已经显现出来了。著名的“扯衣服”事件就是其中的典型，《宋史》记载：寇准在殿中奏事，与太宗起争执，太宗怒起，寇准扯着太宗的衣服，强迫太宗坐下继续奏事。

不知太宗是真的欣赏寇准这种态度，还是故作姿态。还夸赞寇准如同唐之魏征，顺道也表扬了下自己。

“寇准尝奏事殿中，语不合，帝怒起，准辄引帝衣，令帝复坐，事决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徵也。”

虽然寇准这种过分的举动很容易遭到皇帝的呵斥，但是寇准确实如同其诗作所写“赴义忘白刃，奋节凌秋霜”，颇有些江湖侠士的侠肝义胆。但是这种过于江湖气的行为实在不应该是一个政治家所具备的。寇准后来的很多行为很大程度都有着浓郁的“江湖”气息。

宋太宗赵光义，字廷宜，宋朝第二位皇帝。本名赵匡义，后因避其兄宋太祖名讳而改名赵光义，即位后又改名赵炅

一个皇帝如果要证明自己是圣君明主，就必须容忍像寇准一样的臣子存在，虽然这很不舒服，但却是一种正确的政治象征。自诩成为唐太宗的宋太宗，视寇准为自己的魏征。而太宗对寇准特殊的“垂爱”也促使寇准在太宗朝就完成了政治资本的积累。

淳化二年（991年）大旱，寇准以“朝廷刑罚偏颇，凡天旱为是发耳”指责朝廷刑罚不正是引发天旱的原因。这与其说是指责朝廷，不如说是指责皇帝。太宗颇为气愤，径直回到禁中，召寇准就刑罚偏颇之事说清楚。进而由此引发了参知政事王沔与其弟王淮的受贿案，寇准也由此案搏得太宗大喜，拜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改同知院事。从此，进入了宋王朝最高的核心中枢。

“岁大旱，天子以为忧，尝辇过馆中，泛以问。众皆曰，水旱天数也，尧舜所毋奈何。准独曰: ‘朝廷刑罚偏颇，凡天旱为是发耳。’上怒起，入禁中。顷之，召准问所以偏颇状。 准曰: ‘愿召两府至前，臣即言之。’有诏召两府入。准乃言曰: ‘某子甲作赃若干，少尔，罪乃至死。参政王沔，其弟淮盗所主财至千万以上，顾得不死，毋罪，非偏如何？’上顾问沔。 沔顿首谢。 即皆罢去。”

后来看这段历史，我总觉得这事寇准有赌的成分。但是不管怎么说，还是挺佩服寇准这种敢于当众让领导下不来台的勇气，毕竟端谁的饭碗，要替谁说话这个道理亘古使然。

昆曲《吟凤阁》中的寇准

寇准这种我行我素，无所顾忌的性格。太宗可以容忍，视为国有明主的象征。但是与其共事的同僚绝对不喜欢。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没有协作精神。

在关于寇准的史料中，很多关于其与同僚不和的事情，例如引发寇准第一次被贬谪的“万岁”事件；寇准与温仲舒同行，路上突然有人迎马高呼万岁。这一幕被判左金吾王宾看到，而王宾恰好同与寇准不和的张逊交善。张逊将此事上告朝廷，太宗召寇准问话，寇准与张逊两人公然互斥其短，太宗一怒之下，将二人均贬谪出京。

准与知院张逊数争事上前。他日，与温仲舒偕行，道逢狂人迎马呼万岁，判左金吾王宾与逊雅相善，逊嗾上其事。准引仲舒为证，逊令宾独奏，其辞颇厉，且互斥其短。帝怒，谪逊，准亦罢知青州。

这件事说明寇准人际关系太差的同时，也暴露了寇准一个很严重的性格问题，就是遇事必要争个长短，完全不会顾及别人。而这一性格在随后的“进秩”事件中再一次表现出来，甚至让太宗说出“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进而引发寇准在太宗朝的第二次贬谪。

仅在太宗朝，寇准就完成了两次贬谪，两次回京的记录。但是这些都没有撼动寇准在太宗心目中的位置。并且在最为关键的立储问题上，寇准也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并且由此引发了一堂“教科书”般的对答。

太宗将寇准从外地召回京后问道：朕的诸多儿子谁可以继承皇位，这种看似平常，但是异常凶险的问话，一般人是不太会接的，寇准颇有意味的回道：皇帝为天下选储君，不能问及后宫、宦官；更不能问及近臣；陛下只需选择可以托付天下的人才可以；这话听起来没有太大毛病，但是细品发现寇准在立太子这件讳莫如深的事情上，完全放弃主动权，让皇帝放下了戒心；接着太宗俯首久之，屏退左右言道：襄王（真宗）怎么样？寇准回道：知子莫若父，皇上认为可以，就可以决定。

帝曰：“朕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准曰：“陛下为天下择君，谋及妇人、中官，不可也；谋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择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俯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

准曰：“知子莫若父，圣虑既以为可，愿即决定。”帝遂以襄王为开封尹，改封寿王，立为皇太子。

于是在这番充满意味的谈话中，确定了宋真宗赵恒的皇位。由此，寇准有了拥立之功，为他在真宗朝能够“左右天子”埋下了最为关键的一笔。

宋真宗赵恒，宋朝第三位皇帝，宋太宗赵光义第三子，初名赵德昌，后改名赵元休、赵元侃

至道三年（997年），太宗薨逝，真宗继位。其实真宗在继位之前，寇准就已经被太宗贬谪邓州。按道理来讲，寇准既是前朝的执政，又有拥立之功，这样的人真宗在继位之后应该很快就召回京任职。但是奈何寇准人际关系实在是太差了，与真宗朝初期的两个宰相张齐贤、吕端均有嫌隙。虽然所有人都知道，寇准回京是早晚的事，但是执政者刻意地将这个时间尽量拉长。

直到景德元年（1004年），在李沆病逝后，朝廷无人可用之际。在毕世安的推荐下，才不得已将寇准任命为宰相。寇准的人缘可见一斑。

二

就在寇准任相的同年，景德元年九月，契丹辽朝纠集十万兵马，号称二十万，大举南下，辽军绕过河北边境诸城，悬师深入，“围瀛州，直犯贝、魏，中外震骇”。寇准在临危之际力排众议，力主真宗御驾亲征。最终在澶州与辽朝以每年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签订协议，结束了宋辽之间长达二十五年的战争，为两国迎得了长久的和平。史称“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的意义就不赘述了，教科书上都讲过了。有必要说的是，无论后来的人如何掩盖，澶渊之盟对于宋朝来说，绝对是一个城下之盟。其次，澶渊之盟对于此后的宋朝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随着商品社会的发展，和亲已经不太靠谱了，和平也可以用钱买到。况且这每年给辽朝的岁币还不到宋朝军费的十分之一。所以从商品社会的角度来分析，这场买卖，宋朝是不亏的。

回銮碑，宋辽“澶渊之盟”的见证

说回寇准，如果没有“澶渊之盟”，寇准在中国历史上绝对是另一幅面孔。很大程度上，澶渊之盟成就了寇准，但是却没有成就宋真宗。在这场由寇准完全主导的政治军事行动中，真宗从始至终都处于极其尴尬和被动的局面，甚至于在某个时刻还很危险。

真宗本身是不愿意亲征的，其本意是南逃避祸，这点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在亲征的途中多次产生南逃的想法，其中有这样一则事情；在去往澶州的途中，又有人再次进言真宗南逃，真宗试探性的问寇准：南巡何如？寇准是坚决不同意南逃的，回道：群臣怯懦，说得话更是如同妇人之言，如今已经临近敌寇，陛下只能进，不能退，倘若后退几步，则大军土崩瓦解，到时敌军乘势追击，即使是金陵也到不了。但是这番话显然是没有打动真宗，史载：上意未决。

寇准无奈从真宗处退出，遇到殿前都指挥使高琼，言道：太尉（高琼）深受国恩，拿什么报效国家？高琼回道：诚愿效死。言罢，二人再次回见真宗，寇准言道：陛下倘若不信我的话，可以问高琼！史载“遂申前议，词气慷慨”高琼附和道：寇准所言极是。且随军将士父母妻子尽在京师，必然不肯逃亡。倘若南巡，恐中途生变，希望陛下亲临澶州。臣等效死，敌不难破。

这个时候颇有深意的一幕发生，真宗不知是出于什么目的看向了身旁的侍卫王应昌，王应昌言道：陛下奉天讨伐，攻无不克，若是逗留不进，恐敌势大。史载“上意遂决”。

高琼，字宝臣，北宋大将，澶州之战时，与寇准力劝宋真宗亲征，为“澶渊之盟”的订立立下大功

真宗是不是真的决定了，我们无从得知，但是这一幕多少有些寇、高二人合力兵谏的嫌疑。毕竟唐明皇西逃途中的马嵬坡兵变也才过去二百多年。真宗还是看得懂眼前形势的。

上驻跸韦城， 群臣复有以金陵之谋告上，且宜避其锐者。上意稍惑，乃召寇准问之。将入内，闻内人谓上曰：“群臣辈欲将官家何之乎？何不速还京师？”准入对，上曰 :“南巡何如？ ”准曰: “群臣怯懦无知，不异于老妇人之言。今寇已迫近，四方危心。陛下惟可进

尺，不可退寸。河北诸军，日夜望銮舆至，士气当百倍。若回辇数步，则万众瓦解。敌乘其势， 金陵亦不可得而至矣。”上意未决。

准出，遇殿前都指挥使高琼门屏间，谓曰:“太尉受国厚恩，今日有以报乎？ ”对曰:“琼武人，诚愿效死。”准复入对，琼随入，立庭下。准曰: “陛下不以臣言为然，盍试问琼等？”遂申前议，词气慷慨。琼仰奏曰: “寇准言是。”且曰:“随驾军士父母妻子尽在京师，必不肯弃而南行，中道即亡去耳。愿陛下亟幸澶州，臣等效死，敌不难破。”准又言：“机会不可失，宜趋驾。”时王应昌带御器械侍上侧，上顾之，应昌曰:“陛下奉将天讨，所向必克。 若逗留不进，恐敌势张。或且驻跸河南，发诏督王超等进军，寇当自退矣。上意遂决。

而等真宗真正到了澶州城黄河岸边，又再一次心生退却，不得已“准即眣琼，以其兵先渡，又自牵马奉上”最终真宗在寇准和高琼的生拉硬拽之下而被迫渡河。

所以后来的范仲淹评价寇准“寇莱公澶渊之役，而能左右天子，不动如山，天下谓之大忠”

反过来说，这个忠对天下来说是真的。但是对于真宗而言，这个忠就显得没有那么纯粹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忠有些极端。其刻意或者说是强制主导君主的思想和行为，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其行为也不尽是人臣之举。

其实寇准的忠是一个极为单一的现象；寇准忠得是每一个单一的单独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寇准会不遗余力，通过各种方法来达成目的。如果一旦脱离了这些事件，他的忠又开始变得更复杂了。

澶渊之盟后寇准的权力与威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但这个时候那个谓之大忠的寇准突然就变得越来越像他的反面了。

在重要的人事任命上，特别是在本不该宰相插手的御史言官的任用上，寇准大权在握，搞一人独裁。史载:“准在中书，喜用寒峻，每御史阙，辄取敢言之士。”寇准提拔寒门子弟这没有错，但错在不应该以宰相的身份破坏现有的政治选官体系，长此以往政府的大臣岂不都成了寇准的私人亲信。

在寇准传中，任人唯亲的事件颇多，“用人不以次，同列颇不悦”、“准素所喜者多得台省清要官，所恶不及知者退序进之”这些都是寇准插手人事升迁的痕迹。

寇准的这一行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结党营私。在党禁甚严的宋代，一旦碰到结党这条政治红线，等待的往往都是严厉的罢黜。但是此时权力如日中天的寇准是感觉不到的。直到几年后，王旦接替寇准为相时，真宗对王旦言道：“寇准多许人官，以为己恩。俟行，当深戒之。”

王钦若，字定国，临江军新喻县（今江西省新余市）人，宋真宗、宋仁宗时期两度担任宰相，五鬼之一

但此时寇准那个已经逐渐扭曲的忠，已经被个别有心人抓到，开始大做文章。王钦若在一日朝散后问真宗：陛下敬畏寇准，是因为有功吗？真宗回道：是的，王钦若又言道：澶渊之盟陛下不以为耻，为何反而认为寇准有功？真宗惊愕道：为何？王钦若回道：澶渊之盟乃是城下之盟，春秋小国都会耻辱，陛下以万乘之尊达成的澶渊之盟不过是城下之盟，这便是耻辱所在。

随后又言道：赌徒赌博会孤注一掷，而陛下，就是寇准孤注一掷的色子。

一日会朝，准先退，帝目送之，钦若因进曰：“陛下敬寇准，为其有社稷功邪？”帝曰：

“然。”钦若曰：“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而谓准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钦若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帝愀然为之不悦。钦若曰：“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

王钦若说的这番话有没有道理，有！而且句句是真，从城下之盟到孤注一掷，寇准都干了。但是王钦若的出发点是为了扳倒寇准，借这些话来刺痛真宗，成功离间君臣之情。

从某种意义上讲，王钦若和后来丁谓的出现。是剪灭了寇准在权相这条路上，越走越危险的隐患。

三

景德三年（1006年）二月，寇准被免去相职，到陕州去做知州。这次罢相很明显是政治斗争失利的表现。但是不甘心的寇准仍然寄希望重回中枢。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出于昭示皇权目的的真宗开始计划封禅泰山。对于寇准而言，这是一次重回中枢的机会，随即上疏表示愿意同皇帝一起封禅泰山。寇准的政治示好，很快得到了响应，同年便迁官为户部尚书，后被派驻天雄军（今河北大名），这一去直到六年后才得以再次拜相。

我们发现，寇准这个时候的忠又开始变得很复杂了，也许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为了能够重回中枢，他可以放弃原则，主动请求“从封泰山”。在被罢相之后，以私人的关系找到当时的宰相王旦，私下请托希望自己能成为使相。这些有违规则和道义的事，寇准都干了。这个时候他忠得就不再是某一件事，而是他自己。

天禧三年（1019年），寇准再次出山，顶替王钦若任宰相。与此前不同是，就在寇准拜相的同一天，丁谓亦再次进入中书成为参知政事。李沆评价丁谓：“顾其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这不是一个甘于人后的人物。后来的事实证明，寇准最终的败局不是来自敌人，而是来自这位朋友。

丁谓，字公言，苏州府长洲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北宋初年宰相、奸臣、五鬼之一

寇准和丁谓两人最初的关系还算融洽，寇准还曾多次向李沆推荐丁谓。而两人之间最著名的故事，就是“溜须拍马”的典故；寇准吃饭，胡须沾有残羹，丁谓起身，为之拂须，寇准言道：参知政事为国之大臣，岂能为长官溜须，丁谓面露愧色。后世认为，这是寇、丁两人关系破裂的肇始。

在中书事准甚谨。尝会食，羹污准须。谓起，徐拂之。准笑曰:‘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耶？’谓甚愧之。由是，倾诬始萌矣。

自此以后，丁谓彻底站到了寇准的对立面，而在真宗朝后期复杂的政治格局下，以寇准个人的政治智慧很难应付得了。随着真宗患病，说话不利落，神智恍惚。出现“政事多中宫所决”的局面，即刘娥主政。

寇准显然是瞧不上这个出身寒微的女人，曾经不止一次的阻止真宗册立刘娥为后。并且在刘娥的家乡，打压其贵戚。这事寇准其实办得没错，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导致与刘娥的关系日益紧张，最终将刘娥变成了自己的对立面。双方的矛盾日益尖锐。

章献皇后刘娥，宋真宗赵恒第三任皇后，宋朝第一个临朝称制的女主，后世称其“有吕武之才，无吕武之恶”。

“左右天子，天下谓之大忠”，寇准在澶州城“左右天子”迎得如日中天的权势。却没有想到自己的敌人以同样的方法彻底打败自己。

天禧四年（1020年），寇准先发制人。与病重的真宗商议，请年幼的太子监国，或让位于太子。以便利用皇太子的名义来制衡刘氏及反对派。真宗虽然病重，但也不满刘氏干预朝政，随即同意了寇准的提议。寇准集团的原计划是“废刘娥，立仁宗，尊真庙为太上皇，而诛丁谓、曹利用等。”然而原本成功几率很高的计划却因为寇准酒后误言而泄露。

丁谓得知后连夜坐牛车赶到其党羽曹利用家商量对策。次日，曹利用入宫，将寇准所谋之事尽数告与刘娥，随即罢寇准相为太子太傅，封莱国公。

时真宗得风疾，刘太后预政于内，准请间曰：“皇太子人所属望，愿陛下思宗庙之重，传以神器，择方正大臣为羽翼。丁谓、钱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辅少主。”帝然之。准密令翰林学士杨亿草表，请太子监国，且欲援亿辅政。已而谋泄，罢为太子太傅，封莱国公。

恰在此时，宦官周怀政与丁谓有隙，密谋诛杀丁谓，复寇准为相，然“事觉伏诛”。寇准受到牵连被贬谪出京，此后一贬再贬，终至身死雷州。

渭南市临渭区寇准衣冠冢

在寇准被贬谪这件事上，丁谓同样也左右天子。史载:“自准罢相，继以三绌，皆非上本意。岁余，上忽问左右：‘吾目中久不见寇准，何也？’左右莫对。”在真宗不知情的情况下，丁谓以宰相专权贬谪寇准，这和十几年前寇准拉着真宗强渡黄河是一样的左右天子。只不过寇准是挽狂澜于倾倒，而丁谓是借此来报复寇准、打压政敌，谁明谁暗一目了然。

同样是作为宰相左右天子，如蔡京之于徽宗，秦桧之于高宗，则无人认为是大忠。寇准的忠虽然看起来没有那么纯粹，甚至在某些时刻还显得很过分和功利。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为宋王朝做出的突出贡献。正如宋人陈莹中所说：“当时若无寇准，天下分为南北矣。”

任何时代的所谓“忠”，都不是一个片面的词语。站在不同的角度，所看到的忠是不一样的，对于君王而言，忠是其践行君权的重要象征。对于臣子而言，忠是其实现政治抱负的手段。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忠或者不忠，不是谁能一言而决的。强如寇准恐怕也无法说清楚自己的忠奸善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