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养心，成人，厚风俗

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基本宗旨是“成人之道”或“人文化成”，即培养人使之具备高尚的人格境界。因此，中国古代教育非常重视人格精神的塑造与培养，中国古代的教育家们为此采取了多样的教育方式，其中审美教育是一项重要的教育方法。先秦的孔子就注意到审美教育的重要性，他特别重视“诗教”和“乐教”在君子人格培养中的作用。

朱熹作为中国古代哲学和教育理论的集大成者，继承了传统审美教育思想，并进一步把美育的功能性作用强化到极端。他在《学校贡举私议》中指出：若夫三代之教，艺为最下，然皆犹有实用而不可阙。其为法制之密，又足以为治心养气之助，而进于道德之归。此古之为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风俗，济世务而兴太平也。由此不难看出朱熹关于美育性质的根本观点，即美育归根到底是教育尤其是德育的辅助手段。

关于审美教育“人文化成”的具体内容，朱熹有着深刻的洞见和精辟概括，他说：“圣人作乐以养性情，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体用功效，广大深知如此，今皆不复见矣，可胜叹哉！” 这里明确表达了朱熹审美教育目的论的三个方面：“以养性情”即“养心”、“育人材”即“成人”、“事神祇，和上下”即“厚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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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心：以养性情

“养心”可以说是整个儒家学问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宗旨。荀子云“君子养心莫善于诚”，《中庸》云“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诚”是心的最高道德境界，其内心体验便是“乐”。“养心”就是要达到至诚至乐、道德与审美融为一体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的标志是“自为”“自然”，行善与得乐浑然一体。然而，只凭道德修养难以达到这种目的，儒家先哲们都认为通过“艺教”即审美教育方可达到“乐”的本体境界，如孔子云“成于乐”，理学开山者周敦颐则主张“寻乐顺化”。朱熹沿着这条思路，提出“玩物适情”“消融渣滓”的思想，要求通过乐的中介圆融作用，消除天人之间的渣滓和隔阂，使人进入浑然天成与万物一体的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朱熹说：“乐可以养人之性情，而荡涤其邪秽，消融其渣滓。”也就是说，人可以通过艺术的熏陶，借助于美和艺术的情感的融化力量，消解邪秽，消除天人之间的“渣滓”，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那么，“渣滓”是什么呢？朱熹说“渣滓是私意人欲。天地同体处，如义理之精英，渣滓是私意人欲之未消者。人与天地本一体，只缘渣滓未去，所以有间隔，若无渣滓，便于天地同体”；又说“渣滓是他勉强用力，不出于自然而不安于为之之意，闻乐就可以融化了”。

可见，“渣滓”正是人与天地之间隔处。“渣滓”本身含“私意”和“勉强”两义，如果说“私意”可以由“复礼”来克服，那么“勉强”就不是“复礼”所能奏效的了，因为单纯的“复礼”仍可能“不出于自然而不安于为之”。

朱熹认为“闻乐就可以融化”，辅之以“乐”则能“忽而不自知其入圣贤之域”。道德教育只能使之“至诚”，不能使之“至乐”，审美教育则能使人达到“至诚至乐”的境界，因为审美是人内心的愉悦状态，使人精神得到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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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育人材

“成人”是儒家哲学的终极追求。《论语·宪问》中说：“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孔子从“知”“廉”“勇”“艺”“礼”“乐”等方面来规范“成人”的要求。

朱熹在孔子“成人”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成人”除了要“知勇廉艺”俱备，内德外文，粹然完美，还要发挥“形色天性”。也就是说，这种人不仅在养心修身上臻于极致，同时具有经国济世的才能，还要达到身心机能的全面发展。

朱熹发挥了孟子的“践形”说，认为“形色”是人性的具体表现，应该充分发展。他说：“形只是这形体，色如临丧则有哀色，介胄则有不可犯之色之类。天之生人，人之得于天，其耳目口鼻，莫不皆有此理，耳便必当无有不聪，目便必当无有不明，口便必能尽别天下味，鼻便必能尽别天下臭。” 这里的“形”是指人的感官肌体，如耳目口鼻等，“色，犹言容貌也”，引申为人的感受能力，“形色”包括人的全部感官机能，也包括人的审美器官。

朱熹认为，“天生形色，便有本来天理在内。贤人践之而未尽，圣人则步步踏着来路也。人之有形有色，无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谓天性也。惟圣人能尽其性，故即形即色，无非自然之理。所以人皆有是形，而必圣人然后可以践其形而无歉也。”人天生有形色，只有圣人能践形尽性。常人要达到这种“成人”之境，最根本的方法就是通过审美教育的途径，即通过“艺教”“乐教”“诗教”“山水之教”等手段，深入到人的情感领域，通过艺术和美的熏陶感化人的天性，开启人的心志，潜移默化地使人自觉发展自己的天性，努力做到“践形尽性”的成人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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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风俗：济世务而兴太平

朱熹美育思想的目的是由“养情性”“育人材”而至“厚风俗， 济世务而兴太平”，强调的是由个人到社会、由个体的诚心到群体的和谐。朱熹十分重视“厚风俗”中的审美教育手段，要求道德教育和审美教育交相为用，共同改造社会政治伦理。

《朱子语类》云：“孝悌忠信，人伦日用间事，播为乐章，使人歌之。仿周人读法，遍示乡村里落，亦可代今粉壁所书条禁”，主张通过艺术形式传播孝悌忠信的人伦思想，较之社会制定的条禁更为有效。《琴坞记》云：“余闻声音之道与政通，故君子穷则寓其志，以善其身；达则推其和，以淑诸人。盖心和则声和，声和则政和，政和则无不和矣。暨阳之邑多山，其民淳厚，天叙能以古音道之，必有能听之者，是为记。”这是说明音乐的厚俗作用。《律吕新书·序》又说：“予谓国家行且平定中原，以开中天之运，必将审音协律，以谐神人。”这是说音乐能够谐和神人关系。

除了“乐教”，朱熹认为圣人所感之诗无不出于正，足以为教，诗教能使从庙堂朝廷到乡党闾巷的社会整体，上下一气，成就淳美的社会风俗，实现“治隆于上”“俗美天下”的社会理想。昔日的周朝盛世就是得益于圣人的诗教和音律之功，圣人制诗乐的目的就是“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

朱熹的美育思想沿着由“养心”“成人”到“厚俗”的逻辑展开，由内到外，由小到大，循序渐进。但朱熹认为“外观巨美不如内入真有”，关键在于“真有而力究”，以“深得其味”。因此“养心”成为审美教育的关键。这是因为，人心养到至诚至乐的境界，感性和理性、情感和伦理、个体和社会都将得到完满统一。倘若每个人都“从心所欲不逾矩”，则水到渠成，社会自然和谐，风俗自然淳厚。

◎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赵贤迪），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