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司马光、朱熹、王夫之，为何都批评宋神宗熙河开边的壮举？
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八月，八十岁的三朝元老富弼去世。
去世前，富弼“手封遗奏”，让儿子上呈朝廷。
富弼
在遗表中富弼“条陈时政之失”，再次批评了王安石的变法，更对宋神宗大力倡导的“熙河开边”表示担忧。
“天地至仁，宁与羌夷校曲直胜负？愿归其侵地，休兵息民，使关、陕之间，稍遂生理。兼陕西再团保甲，又葺教场，州县奉行，势侔星火，人情惶骇，难以复用，不若寝罢以绥怀之”
《宋史》对富弼的遗表只是摘录了大略，而《续资治通鉴长编》几乎是抄录了遗表的原文：
“愿陛下廓天地之量，为生民深计，顾边疆小丑何足校得失胜负毫末哉？伏望速回天意，明下圣诏，谕以前日举兵之因，许其改心效顺，归其侵土，复其爵号，择忠信仁厚之将，使镇抚边部，严敕备守，以固疆场，申信敌国，使明知圣主休兵息民之意，则祸患可息矣。”
在遗表中，富弼希望宋神宗将收复的河湟之地归还给羌人。
这里我们要说一说“熙河开边”。
熙河开边，收复河湟
宋朝军事不振，这是众所周知的，而“熙河开边”几乎是北宋在军事上唯一的亮点，是北宋唯一的主动采取的军事行动。
从熙宁四年（1071年）开始，宋神宗任用王韶收复河湟，最终收复了熙州、河州、洮州、岷州、宕州、叠州，大大拓展了宋朝疆土，史称“熙河之役”。
宋神宗收复河湟，是效法汉朝“断匈奴右臂”之法，最终是为了对付西夏。
宋神宗是北宋难得的一个有为皇帝，“励图治，将大有为”。
二十岁继位的宋神宗对大宋的处境极为不满，当时的情况是“幽、蓟、云、朔沦于契丹，灵武、河西专于拓跋，交趾、日南制于李氏，不得悉张置官吏，收籍赋役，比于汉、唐之境，犹有未全。”
辽宋夏地图
契丹、西夏、交趾纷纷侵夺大宋疆土，而大宋“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以致于泱泱大国不得不卑躬屈膝，赂奉夷狄以换取边境安宁。
这在宋神宗看来简直是奇耻大辱，他“深用为耻，遂慨然有征伐、开拓之志。”
其实宋神宗在继位初，就曾向时任枢密使的富弼咨询过治国方略。
当时富弼给出的答案是“须是二十年不说着用兵二字。”
他也曾问过司马光，司马光给出的答复是“官人、信赏、必罚。”
然而这两个名臣的答案都不是宋神宗迫切想要的。
于是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任用王韶开边，以实现“聚财积谷，寓兵于民，而可以鞭笞四夷，尽复唐之旧疆”的伟大志向。
宋神宗
但是国内保守派的反对从未断绝。
如司马光多次上书，反对王韶在河湟用兵，对于王韶取得的成功，司马光认为是“徒以群羌散弱，乘俞龙珂内附之隙，徼幸以图功”。
即便已经收复了河湟，他们仍主张放弃这些地方。
比如富弼，死前上遗表请求宋神宗“休兵息民”，“归其侵土”。
对此，宋神宗当然没有答应，那些自从安史之乱便丢失的“汉唐故地”好不容易收回，又岂能轻易放弃。
看到富弼的遗表，宋神宗“辍视朝三日，发哀于后苑，羣臣奉慰，赠太尉，谥文忠。”
但是宋神宗绝对没有想到，在他死后，收回河湟的壮举还是遭到了非议。
宋神宗去世后，哲宗继位，反对变法的司马光拜相。
司马光
司马光拜相后即“将弃河、湟”，他在给哲宗的奏章中说道：
“废米脂、义合、浮图、葭芦、吴堡、安疆等寨，令延、庆二州悉加毁撤，除省地外，元系夏国旧日之境，并以还之。”
司马光幼稚地认为熙河六州是“夏国旧日之境”，应当归还西夏。
这些曾经的“汉唐旧疆”，在司马光等人看来竟然不是祖宗之地，反倒是是大宋侵夺来“夏国旧日之境”，要“还”给西夏。
司马光为何要这样做呢？
“万一西人积怨愤之气，逞凶悖之心，悉举犬羊之众，投闲伺隙，长驱深入，覆军杀将，兵连祸结，天下骚动，当是之时，虽有千寨，能有益乎？”
司马光是在担心西夏的报复，寄望于“斥地与敌”，退避忍让来乞求西夏不要侵犯自己。
今日河湟地区
在他看来，主动将土地还给西夏，可以避免战争，“固不若今日与之为美也”，这正是儒家标榜的“仁”，“绥怀”，是美德美事。
在以今天的立场来看，司马光的做法无疑是绥靖政策。事实证明，绥靖政策从不会凑效，只会“取轻于外夷”，让西夏得寸进尺，更加轻视大宋。
对于司马光主动放弃河湟的决定，好在朝廷还有一些将领坚决反对，才使得司马光没有完全放弃河湟，但是米脂、义合、浮图、葭芦、吴堡、安疆等寨“送还”了西夏。
事实上，不仅当时如富弼、司马光等名臣良相反对熙河开边，后世的很多名人也反对宋神宗的军事行动。
如南宋朱熹在《朱子语类》评价此事道：
“西番小小扰边，只是打一阵退便了，却去深入侵他疆界，才夺得鄯州等空城，便奏捷。朝廷不审，便命官发兵去守，依旧只是空城。城外皆是番人，及不能得归朝廷，又发兵去迎归，多少费力！”
朱熹像
朱熹极度赞同富弼的做法，认为富弼当初所言的“愿陛下二十年不可道著‘用兵’二字”是“天下至论”。
朱熹虽然认为宋神宗“极聪明，于天下事无不通晓，真不世出之主”，但“只是头头做得不中节拍”，“好用生事之人”。
元朝人修《宋史》也是秉承宋人对宋神宗的一贯看法，“致祖宗之良法美意，变坏几尽”，“帝终不觉悟”，导致“邪佞日进，人心日离，祸乱日起”。
几百年后，明末思想家、史学家王夫之在《宋论》评述宋神宗时仍对神宗收复河湟之举大加鞭挞：
“夏未尝恃西羌以为援，西羌未尝导夏以东侵，河、湟之于朔方，不相及也……则使宋芟尽群羌，全有河湟之土，十郡孤悬，固不能守，祗为夏效驱除，其能乘风席卷，进叩谅祚之垒乎？”
“今一矢不及于银、夏，而远涉沙碛河、洮之险，薄试之于羌，一胜一负，一叛一服，且不能制羌之死命，夏人睥睨而笑之。然且栩栩自矜曰：‘此奇策也。’安石之愚，不可砭矣。”
儒家强调个人修养，到国家层面也是要求国家行仁政。
儒家同时又有强烈的华夷观念，蛮夷的土地不过是“鸡肋”而已。他们要求统治者治理好华夏之地，以德服人，到时那些边境四夷自然宾服。
只是宋朝士大夫的道德标准，夷人并不认同。对于国家来说，夷人信奉的用拳头说话才是真正的标准。
富弼、司马光以及朱熹、王夫之，无一不是从儒家的角度来看待宋神宗熙河开边的壮举的。
这样的看法，今天看来是十分迂腐的。
“顾边疆小丑何足校得失胜负毫末哉？”
富弼遗表要求宋神宗不要和边境小国争什么得失胜负，这是自大心理和鸵鸟心态。
也正是这样的心理才导致宋朝在外交上活得毫无尊严，撮尔小国也敢恫吓威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