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盛世的巅峰——开元盛世，竟然是一个饥饿的盛世
一，唐玄宗的从明君到昏君
712年，唐玄宗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此时的唐玄宗，意气风发，以太宗作为榜样，励精图治，虚怀纳谏。此时的唐朝，经过了唐太宗和武则天时代的稳定发展，已经积累了几十年的财富。开元时代的唐玄宗并非守成之君，而是一位开拓之君。他上台后，颁布一系列的新政，让唐朝迅速进入了繁荣状态。
在用人方面，唐玄宗重用贤才，虚怀纳谏，挖掘除了不少的栋梁之材。开元年间，先后启用姚崇、宋璟、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逻、韩休、张九龄等为相，他们都通晓治国方略，是的朝廷总体上保持生机、充满清明之气。
在吏治上，进行了全面的整顿，精简机构，裁减冗官，减少了不必要的支出。加强了对地方官员的考核，巡查。恢复了谏官和史官参加宰相会议的制度，让朝廷的大事能够得以公开讨论。唐玄宗还多次亲自考核县令，了解地方民情。
唐玄宗的这些措施的确推动了唐朝的繁荣。不过，当唐玄宗到达了60岁的时候，他开始享受了。735年，精通权谋之术的李林甫成功当上的宰相，这是唐朝朝政变坏的起点。742年，唐玄宗改元为天宝，这个改元，说明唐玄宗进取之心已经停止，开始坐享其成了。此后，他将国家大政交给了李林甫，自己则享乐。《资治通鉴》说他“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
李林甫掌权后，屡兴大狱，剪除异己，许多正直之人遭到大难，天下似乎成为了李林甫的天下。为了防止边疆的武将凭借军功入朝为相，于是重用高仙芝、哥舒翰等蕃将为节度使，认为这些蕃将不懂朝廷礼仪，不懂典章制度，自然无法入朝为相，也就无法和自己争圈。此举，为安史之乱埋下了隐患。
不可一世的李林甫在753年被杨国忠取代。早在745年，杨国忠的从妹杨玉环被册为贵妃，从此君王不早朝。李林甫去世后，杨国忠成为宰相，身兼40余职。杨国忠专权误国，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对南诏等两次发动战争，但都以失败告终，这些都给唐朝经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杨国忠家族的奢侈享乐，带动了整个官场的腐败之风，开元年间那种提倡节俭的好风气一去不复返了。
753年，关中发生了严重的水灾，杨国忠却百般隐匿，朝廷上的百官都是“报喜不报忧”。唐玄宗不知道，自己的享乐正在腐蚀唐朝这个巨型的战舰。755年，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在途经关中时，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千古警句。
二，天下户口逃亡一半，是盛世还是末世？
唐玄宗时期的经济是十分繁荣的。根据统计，唐玄宗时期的耕地面积达到了6.6亿亩。当时南方得到了全面开发，“耕者益力，高山绝壑，耒耜亦满”。当时已经推广了更加先进的曲辕犁，耕作效率也大大提高。唐玄宗鼓励水利修建，大兴屯田，是的全国粮仓堆满粮食。在商业方面，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的城市繁荣，出现了柜坊、邸店等具有金融性质的新机构。在手工业方面，唐朝的茶叶、瓷器、唐三彩远销欧亚非。
不过，这一切的财富，基本都是属于少数的贵族、官僚和商人的，对于全国90%以上的农民来说，能够吃饱饭就是最大的追求了，甚至连吃饱都成问题。国家富裕了，贫富差距却拉大了。
在唐朝前期，国家实行了兵农合一的制度：国家将土地分给农民耕种，为均田制；农民需要为国家提供租调，以及服兵役，在没有战争时候，农民可以用钱代役。实际上就是农民不仅需要缴纳田租、户税，还要当兵打仗。在唐朝初期，这种兵农合一的府兵制既保障了农民对土地的拥有，还减少了军费支出，可谓一举两得。
但是，这种制度，是建立在对农民极大的剥削基础上的。当政局稳定后，农民就不愿意在当兵府之民。随着人口的增加，国家掌握的土地也急剧减少，这也使得农民得到的土地份额远远不足。按照规定，每户应该可以得到土地120亩，但是到唐高宗时期，基本都只能得到一半。在人口密集地区，有的人家的土地不足5亩。但是，这个租庸调却是要按照足额的数量收的，因此农民并没有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反而变得更加贫困了。
从唐高宗时代开始，农民越来越多选择了逃亡以避赋税。到了武则天时期，“天下户口，几亡其半”，这绝不是夸张之语。这些逃亡的农民被称为客户，还有直接逃入山林，沦落为盗了。唐朝的办法就是搜查人口，也就是括户。721年，唐玄宗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括户，搜查出客户80万户。政府对这些客户要征收赋税。开元二十四年《听逃亡归首敕》还说“黎氓失业，户口凋零”。
根据统计，745年，唐朝的户数918万，其中不课户就占据了388万户。当年的户籍人口5288万，其中不课的人口就有4500多万。这些所谓的“不课户”就是不缴纳赋税之人，他们主要是部曲、奴婢以及逃亡的农民等组成。
课户不断减少，势必影响到国家财政收入。开元年间，省内官有2600多人，是贞观年间的四倍。全国的文武品官有18000多人，加上各种小吏，就达到了36万人。如此庞杂的官僚系统，必须要巨大的财政来供养，于是唐玄宗在租庸调之外，又新增加了地税和户税，这些税收是课户和非课户都要征收的，这无疑是加重了下层百姓的负担。
农民起义，是一个王朝危机的表现。早在653年，唐朝就开始爆发了农民起义，人数发展到了万人。唐玄宗时期，地方的农民起义已经开始增加，如715年，相州被崔子嵓攻陷；738年，歙州婺源爆发了洪贞起义；744年，有吴令光进攻温州、台州、明州的起义。这个所谓的盛世，四处埋藏危机。
三，开疆拓土还是藩镇割据？节度使的疑问
我们说开元盛世，总是忘不了说它的疆域，以及对外的赫赫战功。唐玄宗时期，后突厥汗国瓦解，北方边界开始稳定下来。唐朝也得以释放巨大的边防压力，开始四面出击。唐玄宗时代，唐朝灭突骑施汗国，重新控制了伊犁河流域，唐朝又重新在碎叶城驻扎军队。在东北，契丹、奚、渤海、室韦、靺鞨等都不敢对唐发动战争，只能接受唐朝的封号。此时的唐朝，唯有阿拉伯帝国能与之争锋。
然而，唐朝的开疆拓土却花了太大的代价。由于农民不断逃亡，府兵制到了唐玄宗时期已经名存实亡。为此，唐玄宗推行了募兵制，招募正规军驻扎边疆。好处是可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弊端就是增加了军费支出，以及造成了内部的空虚。
唐朝前期，天下军府有三分之一设置在关中地区，可以有效巩固中央的防御，这是唐朝能够统治天下的最重要的筹码。府兵制衰落后，关中防务空虚。唐玄宗曾招募12万官宦子弟到关中驻守，然而这些人训练又够，战斗力低，难以御敌。
唐玄宗时期的主要军队还是集中于边疆地区。他在边疆设立了10大军镇，以节度使长期统辖。节度使拥有高度的自治权，不仅能够在军镇自由招兵，还控制地方财政，并且可以自由开战。这些节度使，表面上是唐朝的将军，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地方的割据势力。
节度使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提高自己的战功，就总是试图对外发动战争。如此，我们看到唐朝不断对外扩张，唐朝的疆域面积在不断扩大，但是扩大的面积并未给朝廷增加一分收入，反而增加了藩镇割据的筹码。而这种穷兵黩武的政策，也对经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在河西走廊方面，这里的将领排挤了和平派的王忠嗣，开始对吐蕃开战，但是战果不大；在西域方面，庭州、安西节度使成功逼反突骑施，又通过联合阿拉伯灭突骑施获得战功，此后西域门户对阿拉伯洞开；高仙芝更是在西域东征西讨，引起西域各国的反感，最终导致了怛罗斯之战的失败。在西南方面，剑南节度使两次对南诏用兵，都全军覆没。
这些节度使中，最成功的就是安禄山。他想尽办法向契丹挑起战争。安禄山经常使用一些卑鄙的手段逼反契丹、奚，然后自己又出兵将之击败，以此不断获得唐玄宗的器重。到751年，安禄山竟然成为了范阳、平卢、河东三镇的节度使。不久，安禄山派遣6万大军进攻契丹，结果全军覆没，唐玄宗不仅没有追加责任，反而宠信有加。最终的结果就是，安禄山赚够了资本，发动了安史之乱。
唐朝的节度使频繁对外发动战争，给百姓造成的灾难也是巨大的。天宝年间，剑南节度使不断对南诏国发动战争，结果全军覆没。杨国忠却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后来，杨国忠再次对南诏发动战争，人们莫肯应募。杨国忠就派遣人到处抓壮丁，“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杜甫见状，写下了《兵车行》。
结语
什么叫盛世？我们常常认为吃饱喝足，经济繁荣就是盛世。然而古代的盛世连这个标准也很难达到。古代的盛世，莫非就是天下太平，内部没有战争，人民免受兵荒马乱之苦。但是想要吃饱喝足，那是万万不会出现的。中国盛世顶峰的开元盛世也有一半的农民破产，选择逃亡，更别说其他的盛世了。因此，中国古代任何一个盛世都逃不出“饥饿盛世”的圈子。